——我的研究生学习和毕业论文的回忆（节选）
现在与90后、00后讲“如饥似渴的学习”，他们对“如饥似渴”这个定语会好生奇怪。而与我同一代的人则对此刻骨铭心，因为我们是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被叫响的“文革”时期走过来的。那时，书店里除了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书和少量的马列书（仅大城市书店有少量马列书），其他书几乎全部被视为“封资修”被销毁或封存。“文革”前期可能只出版了一本非毛泽东的小书，即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4开37页、定价0.05元的小册子《吉鸿昌就义前后》（作者吉胡红霞）。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当时几乎所有上山下乡的知青都重复收到过不同的亲戚寄来的这同一本书；现在此书在“孔夫子”的最高要价50元一本了。
由于“文革”的发生，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我是有幸在1973—1976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极少数“工农兵学员”之一。那3年的一半时间不在学校，而是在外学工学农学军；在校期间还要挖防空洞，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批判安东尼奥尼、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邓小平教育战线“右倾翻案风”、作为群众演员参与“四人帮”的电影《反击》的拍摄，等等。仅断断续续上过一门完整的业务课——新闻业务，一门必修的中共党史课，一门实践性的摄影课（每人照相并洗印半卷135胶卷和4张彩色胶卷）。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高考，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鼓励学习了，被压抑了12年的学习渴望一下子激发了起来。1976—1978年我在光明日报夜班工作，两年内把小小的报社图书馆的书几乎淘了一遍——中外哲学思想史、文学史和文论、政治经济学史和能看到的世界名著，这才积累了一些文科知识。
送[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理论专业的]报名表。
1978年5月15-16日周一周二
考试[研究生初试]。
1978年6月21日周三
获知我和易凯[大学同班同学]在复试名单中。
1978年7月3日周一
上午[研究生复试]口试，没想到是第一个！
1978年7月5日周三
上午考作文，下午考评稿。
1978年9月12日周二
上午听易凯[同学]说通知来了，去人民日报[王府井]。
1978年9月13日周三
上午得到通知一块石头落地。
1978年10月4日周三
上午去所[新闻所]里，决定我6日早上去北京站。
1978年10月6日周五
上午5-2点在北京站接待工作。
1978年10月7日周六
上午去办关系[人事组织粮油关系]。
1978年10月8日周日
晚上赶到所里。
80多人，九成都在30岁（含30岁）以上并已婚，最大的41岁（艾丰），最小的24岁（杨壮）。研究生教育在“文革”前本来就凤毛麟角，又积压了12年，造成两代人同班的奇观，如我和表姨夫赵相如（39岁）同班，他大我12岁。至今，已有11位同学不幸逝世。
上午听温济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报告，下午听刘导生[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的报告。温济泽的报告很少废话，很有风趣，鼓动性强，下午刘导生的报告就不行了，平淡的语言把内容冲淡了。
1978年10月10日周二
上午温济泽来讲二论二史的情况。
1978年10月11日周三
下午开学典礼，周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讲话。看电影《哥白尼》。
1978年10月13日周五
下午党员大会，选举支部。谭立[新闻系主任、人民日报秘书长]讲话。
1978年10月14日周六
在人民日报体检。
上午外语课。
1979年2月27日周二
上午政治课。
1979年2月28日周三
上午外语课。下午温济泽讲话。晚上外语课辅导。
1979年3月1日周四
下午戴邦[新闻所党组书记、副所长，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讲调查研究。
1979年3月2日周五
下午外语课。晚上外语辅导课。
1979年3月3日周六
上午传达战报。
我与新闻所所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直接交往不多，但听他讲话和做报告是常事，他是一个善于鼓舞别人前进的人。读研究生时，他支持我研究马克思；我写作《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时他已调到经济日报社，还想着带给我一些相关资料。装资料的牛皮纸大信封，原是一个国家机关寄给他材料的外包装，他废物利用，在信封背面写上我的名字，把资料托人带给了我。我用这个信封装手稿，不断加厚的手稿把信封撑破了，但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因为上面留有安岗的笔迹。1998年，《经济日报》举办安岗从事新闻工作60周年研讨会，安岗带病到场，临走前与前面几排的同志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他顺口说了一句：“你写了一本好书。”我知道是指《精神交往论》。我们十年没有见面，老领导的这句话令我十分感动。
谭立是新闻所副所长兼新闻系主任、人民日报社秘书长，对系的创立功不可没。我们经常听他布置系里各方面的工作。我与他没有很多的直接交往，但有一天傍晚，在新闻所门口与几位所、系领导聊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因为系里的某件具体事情没做好发脾气了，讲得很严厉。其他几位领导笑嘻嘻地缓气氛，我和几位在场的同学也做了解释。在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后，他变得很随和了，笑着与大家聊起来，天擦黑了才散。谭立对工作的负责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他1982年就逝世了。2018年纪念新闻所（系）成立40周年，连一张他的照片也难以找寻。谭立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创立者，他活在我们这代研究生的心里。
我最初的选题是马克思从《莱茵报》(1842—1843)到《新莱茵报》(1848—1849)时期的报刊思想。资料按照这六七年时间跨度来收集，又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找寻研究资料花费了很大工夫。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还没有出齐，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国内几乎是空白，国外的材料也很少。马克思的传记公开出版的只有官方认可的梅林的《马克思传》一种。为此，温老师为我给中央马列编译局副局长柴野写了介绍信，我跑了多趟编译局，查对德文原文。
我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全部涉及马克思的中文书籍和文章全看了，做了几千张卡片。能看到的少量外文书籍，也扫了一遍。那时我才学了一年的英语（一周二次课），翻译（几乎每个单词都要查字典）了所（系）资料室刚进的美国历史学教授杰·西杰尔1978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的命运：一种生活模式》中涉及《莱茵报》的一章（1万多字）；翻译这一章比写一篇同样篇幅的中文文章难多了，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基本工作脉络也因此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
临到最终决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感觉无法在有限的论文篇幅里全面论证马克思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六七年的报刊思想，与温老师商量后决定只写《莱茵报》这一段。当时，我已经在1979年的《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发表《最后一期〈新莱茵报〉》，在1980年的《新闻学会通讯》发表《谈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1981年第2期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是研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报刊思想的专号，发表了我3篇文章。这些已有的成果，奠定了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
毕业论文的稿子通常至少写三遍：第一遍草稿，第二遍修改稿，第三遍根据第二遍稿子抄写到格子纸上。温老师看了我用格纸抄写的论文，在边角处写了不少修改意见，所以我还有第四遍的部分抄写工作。手抄在八开格子纸上的论文，要请打字员在蜡纸上打出来，校读后油印装订。
下午与温老师谈论文问题。
1981年5月27日周三
上午将抄完的论文交给杨永生[系秘书]。
1981年6月2日周二
早上收到温老师回信，基本同意论文付印。下午再改论文。
1981年6月5日周五
上午终于再次看完论文。
1981年6月6日周六
早上论文送出。
1981年6月27日周六
一天校对论文打字稿。
1981年6月29日周一
上午在妈妈[中国地图出版社打字员]处改部分打字稿。下午去民族宫开会纪念党60周年。
1981年7月7日周二
在打字员小朱那儿再改论文个别字，下午交去油印。
1981年7月8日周三
开始为答辩做准备。
1981年7月23日周四
上午照相[78级新闻系研究生人民日报5号楼前照相]。下午个人鉴定。晚上回去爸爸[中国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写封皮[手书毕业论文的封面大标题和署名]。
上午得知温老师叫答辩推到9月份。
1981年9月8日周二
上午在305医院进行论文答辩。下午整理答辩记录。
1981年9月21日周一
上午在历史博物馆[社科院研究生院78级研究生]毕业典礼、照相。
当时的毕业论文要求原则上3万字，除此谁都不知道研究生毕业论文该是什么样子，没有关于论文写作的课，也没有人能够讲这个内容的课。读着自己38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自然对比的是现在本学科的硕士论文。由于既有的社会阅历（我17岁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新闻工作经验（19岁起从事专职报道工作）的不同，我们这一批人的论证水平要比现在一般的硕士论文高。我们最大的遗憾是知识积累的中断。所以3年的研究生学习，对于所有同学来说，首位的任务就是恶补各方面的知识。学习的如饥似渴，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
尽管我那时非常努力地学习、研究，但限于当时的认知环境以及“而立之年”的幼稚，从现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眼光看，我当时的整体思路受制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句评价，即所谓“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78—1981年，那个如饥似渴的学习年代已经过去快40年了，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像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页）我们这一代人走过来了，回顾这段历史，特别是精神史，是值得缅怀并留给现在年轻一代学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