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亲卫队长感激淋涕地说道：“谢谢，谢谢，您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无法忘却。”
中华体系一个谎言能刺激起民众抗击敌人的决心，能让整个国家同仇敌忾，这在当时是交战双方所无法想像的，但一旦发现了其中的甜头，就没有人再会轻视他。
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楚国令尹公子元率兵车六百乘，浩浩荡荡地杀奔邻邦郑国，直取郑国都城。
郑国的兵力本来就远不及楚国，楚军突然来犯，朝野上下不知所措，国家危在旦夕。
郑王郑文公连忙召集大臣商议御敌之事。
大臣叔詹说：“楚兵若来，老臣自有退兵之计。”
后来探子来报，说敌军已攻破梏邱关，先锋快要打进城来了。
叔詹闻讯，立即下令军队统统埋伏在城内，不让楚军看见一兵一卒。
大开城门，内城悬门放下，商店照常开业，街市上百姓来往如常，都城秩序井然和平常一样。
没多久，公子元率楚军来到城外，看到如此情景，认为其中必有诡诈，担心万一失利，回去不好交差。
于是，暗传号令，连夜拔寨撤军。
叔詹空城退楚军，这是“空城计”
的起源，也是一起大胆绝伦、成功的心理战。
到了楚汉争霸的时候，心理战更被用到了巅峰，“四面楚歌”
这一心理战的典范，让一代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堪称是历史的杰作。
但是现代心理战作为一种专门的斗争手段被普遍重视，却一直进展不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是起步较早，有着比较完善的专门部门，甚至在各个军事院校也有着政治心理战、经济心理战、外交心理战和文化心理战四门学科。
不过在中国历次的对外战争中，这一新生的战争手段还从来没有被正式使用过，一贯在战术上领先的中国在心理战和毒气战上，都让欧洲国家抢了先，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史称“伊斯坦布尔不成功叛乱”
发生的时候，中华帝国的元首李国勇和总参谋长蒋百里却正坐在奔驰的火车上。
自从帝国成立至今，最让李国勇感到得意的不是强大的国防军，也不是版图的一次次扩张，而是以近十年功夫在全国主要城市构筑成的一条条发达的铁路网。
铁路在各个城市的开通，便利的交通极大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让军队的运输和军事物品的调度变得异常轻松，这其中原日本，现在中国外倭省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东北决战中的百万战俘，其后征服日本后大量的劳工进入，都让铁路建设大大提速。
在1914年，朝鲜提供的劳工数量为25万人，大中华联邦提供的数量为70万人，但仅仅一个外倭省，在省长田中建四郎的努力下，提供的劳工就超过了它们的总和，达到了惊人的115万人，提供的劳工数量之多甚至让帝国政府觉得有些难办，应该怎么嘉奖田中建四郎这个为中国忠心耿耿服务着的人。
而在1915年初，田中建四郎更是雄心勃勃的提出了“1915年田中计划”
，计划大致包括：在1915年一年中，全省将向帝国提供250万劳工，80万军人，争取上缴利税60亿中华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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