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解释道：“这篇稿件是专题组提交的，他们的解释是专题部人手不够，不得已找了外部人士帮忙。
您也知道，我没有审稿权，我只保证他们准时出稿，至于稿件的真实性应该是审稿编辑们的事情。”
许弋立刻将自己的锅甩了出去。
华夏国的杂志出刊也是讲究“三审三校”
，三审则是记者或撰稿人提交稿件之后，对应部门的中级以上编辑出任责任编辑进行有道德或操守方面的问题，审稿编辑们往往是逃不掉责任的。
不得不说，许弋的锅甩得非常精准。
“那么专题组，这篇专题报道的责任编辑是谁呢？”
总编辑冷冷地问道。
一般来说，三审中的善恶终有报在《星期五》的发行历史上，它不是没有被明星艺人起诉过，但是每次它都非常危险地逃过劫难。
因此《星期五》发出的这份声明才在娱乐圈里仿佛投掷了一枚震撼弹，因为这等于说是《星期五》服软了，希望能和李玮达成和解协议。
要知道，即便杂志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刊登有违事实的报道，当事人还是可以追究杂志社的责任。
杂志社虽然享有“言论自由”
，但同时最高法庭也要求杂志社必须做好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严格核查。
如果杂志社有不实报道，那不管任何原因，所有的法庭都会同意“毁谤罪”
的成立。
《星期五》杂志社当然明白毁谤罪成立意味着什么，不仅是巨额的赔偿，而且一定会被法庭课以更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并且杂志社苦苦经营的公信力也会在一夜崩盘。
正因为如此，《星期五》杂志社才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止损。
首先他们要切割自己和高峰的关系，将自己也塑造成受害者；其次就是要和李玮达成和解，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成为李玮诉状中的第一被告人；最后，《星期五》杂志社肯定要在内部抛出几只具有份量的替罪羊，否则读者那边也无法安抚。
“谈判的最好结果就是我们成为起诉的第三人，让李玮和高峰那边去对掐。”
《星期五》杂志社这次除了法务部全体动员之外，还特意邀请了众达事务所的律师参与其中。
此时正在为杂志社解惑的就是众达事务所的高级律师谭珊珊，“不过我不认为李玮那边的律师会选择这条非常困难的道路。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起诉《星期五》毁谤，因为基本上我们在证据上已经败诉，现在就是看法庭打算让我们怎么赔偿了。
等我们与李玮的官司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将我们所受的损失转嫁到高峰工作室身上，进而进行我们的求偿。
因此，我并不建议我们走庭审，而是寻求私底下的和解。
而且为了和解，我觉得我们的牺牲将非常大，毕竟我们是典型的‘鲸鱼’（律师间对资产丰厚的当事人的戏称），谁都期望在我们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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